“中国式失败”的文化传统

  商业，就本质而言，是一个关于幸存者的游戏。对企业家来说，失败是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这是一件让人遗憾，但不可耻的事情。我一直在寻找中国企业失败的基因。我称之为“中国式失败”。——吴晓波

中国式离婚、中国式结婚……

  当代独步于“企业史”写作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在他新近出版的《大败局Ⅱ》一书中也延伸了这个概念，叫“中国式失败”。“中国式”自然就有“中国特色”，就有“中国文化”的深刻印记。

健力宝、科龙、德隆、中科创业、华晨、顺驰、铁本、三九、托普，这些带有民营色彩且极具经典案例的九家企业在作者的笔下被“载入史册”。它们究竟是怎么在21世纪初倒下的？

  吴晓波一直都在强调“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着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他认为改革30年，法制在不断地建设与完善，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但是在这个剧烈的转型时代，中国现在选择的企业改革路径在全世界都是很罕见的。

这一方面体现在从1998～2002年中国有一个很大的产权改革浪潮，其中绝大多数企业完成了“产权明晰”的过程。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很著名的企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导致产权变革的失败。

  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资本身份”的环境，中国经济舞台上始终存在着国有资本、国际资本和民间资本三大资本的博弈。保护和振兴国有企业一直是我们的国策之一，在“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中，如今国有资本更集中地撤到了垄断性行业和资源性行业里；国际资本在中国也一直受到税收等多方面的优待；而来自于民间的民营资本力量，则在成长的过程中还处于不利和被打压的地位，它们在向垄断行业冲击时，受到了政策的制裁。

  上述那些一个个翻船的企业，就是与这样的背景交织在一起的。

  我们的确看到了一幅幅最为生动而又十分残酷的历史画卷。

  产权明晰的改革无论从人们善良的愿望出发，还是按照学者们划出来的理论通道，它都是顺应市场化方向发展的清晰路径。可一旦进入操作层面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政商关系”缠绕其中，就使得改革有了一个很大的弹性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与转制企业之间一旦发生了“产权明晰化在思路上的分歧”，前者就会以种种原因放倒后者，毫不犹豫。健力宝的李经纬，科龙的潘宁，他们都成了尝试产权改革的先驱。而张海登场健力宝、顾雏军入主科龙和狂购国有企业，又是他们借官员之力乘虚切分国企“蛋糕”的投机之举。

  在这样一个转型时代，华晨的仰融纵有帷幄运筹的商业才华，也一不留神就栽在了政商关系的处理上。而2004年撞上了中国经济宏观调控的铁本戴国芳，更是因为以民营身份闯进钢铁行业却又玩不转业内的“潜规则”，便成为了最“倒霉”的那一个。唐万新希望以资本并购的方式实现德隆的产融结合，他赶上了传统产业升级、优化整合和经济腾飞之势，但又只能以坐庄股市、灰色手段融资等手法，逼使自己走到了危险的钢丝绳上。

  各地的产权改革一直都是通过试错的办法在进行着。大家都在乱搞，搞了就搞了，逮着了就逮着了。于是，贿赂收受，官商勾结，各种灰色地带比比皆是，它们成了产权改革的伴生物。在吴晓波看来，《大败局Ⅱ》中的主角与此前《大败局》中的秦池、巨人、三株、爱多等最大的不同，就在于1990年代中后期栽倒的那批民营企业，大多源于它们进入市场后经营管理上出现了问题；而2000年以后的这一批，则表现出了强烈的“政商博弈”气息。其失败至少呈现了三种景象：产权明晰化过程中政商破裂酿成的悲剧，宏观调控中利益分野的碰壁人，地方利益竞争格局中的牺牲者。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永远背负着时代的局限性。

  政府在改革中摸着石头过河，这完全可以理解。2004年前后MBO的骤起及随后又骤停，就是产权改革进程中的一次典型性波动。

  这种以对国有资本的保护和壮大为原则展开三大资本的博弈、政商关联的密切，都是有着文化传统的。

  中国近代工业发端于官办产业，然后一步步走向官商合办、官督商办。伴随而来靠民间资本支撑的民营企业，就只能在国有资本和国际资本的夹缝中生存。它们一方面必须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两大资本进行较量、抗争，它们的市场和资源获得又不得不仰两大资本尤其是国有资本的鼻息而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依附性与脆弱性也就成为了这个阶层自娘胎里就传承下来的基因。出生后，它们也就总是在艰难的抉择中成长。

  三大资本的竞争并不具有平等性，追其文化观念的根子则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理念作祟。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给的。于是，国有的也好，民营的也罢，政府都有权任意处置它们。需要时可以扶持你，但扶持的目的不是“你富”而是“我强”。道理很简单，带动整部国家机器运转的使命，在我不在你。

  而一旦两大资本都还难以完成这种支撑作用时，国有资本联手国际资本，甚至在联手国际资本中需要放弃民营资本，那也在所不惜了。游弋于三大资本之间，政府的导向性也就成了三大资本的风向标；政府官员没有以市场原则为己任的义务，而又具有解释政策的最大权力，这也就使得大家做事都很难。

  最后，单一资本在这种摇摆中真正强大了吗？单一资本的强大又能够使国家真正地强大起来吗？其实，不是“国强”带动“民富”，而是民富才“拥戴”国强。

  历史的教训总是值得我们汲取的。

  当然，最应该汲取教训的还是我们的企业经营者们。吴晓波总结“中国式失败”有三大特点：政商博弈的败局，创业“原罪”的困扰，职业精神的缺失。

  从早期的牟其中到如今出事的一批企业，他甚至断言：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的商业决不会进入“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的状况，相反，政商之间的密切度将会越来越高。“政商博弈”、创业“原罪”，也必定意味着任何一次商业上的突破或创新都可能与现行法制发生冲突。这在一方面可以断定：每一代企业家的实践和遭遇都会使这个国家的商业法则在走向成熟的途中再迈进一步；另一方面，企业家的职业精神也就再次被放到了商业的天平上。

  今天毕竟不同于一百多年前。尽管企业与政府之间应该保持何种关系仍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但是，眼睛只会盯着“衙门”，练就一身“灰色本领”的旧式文化模式，肯定不是惟一的了。因为无论政企关系、银企关系，大家都在摸索市场规律、学习全球化思维、努力借助互联网互动模式实现任何情况下的沟通。企业家怎样才能在市场中真正立得住脚呢？第一，对你的消费者负责；第二，主动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最新报道：2006年以来市场上最热闹的企业家严介和将把一手缔造的太平洋集团交班给爱子严昊。严介和半世商场，多少麻烦缠身，他感叹自己摆脱困局的辛苦就是不断地与省长、市长、县长层层打交道。完成工商管理学业的严昊，仍然要从父亲身上学到诸多“如此这般”的本领。但是，从商场折腾到官场，绝不应该继续是他这一代人最主要的“经商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