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克鲁格曼中国行:激怒你们是我的习惯
保罗·克鲁格曼终于来中国了。在过去的一周里，这位当红的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马不停蹄地造访了北京、上海和广州等地，与中国顶级经济学领袖风云论剑，探讨金融危机下全球经济版图和解决之道。
并非每一个天才都能在仰慕他的人面前表现出必要的谦卑。或者你会开始厌恶他，又或者你会更爱他，但前者发生的概率显然更高。克鲁格曼就是这样一个放荡不羁、备受争议的人物，身背着新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光环，他在中国短短一周的行程，却几乎激怒了所有与之谋面的学者和专家。
从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盯紧美元导致中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到点名中国碳排放增长过快影响了全球的资源和环境，他发表的每一个论调都遭致在场中国学者的强烈质疑和不满。
克鲁格曼却似乎毫不在乎，作为《纽约时报》长期的专栏作家，他早已经习惯了激烈的对峙和多少有些尴尬的舌战，你甚至可以在一篇严谨的经济学文章里看到他写下的脏字，无论语言还是行文的风格都极尽自由和随性。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话如果不能激发某一部分人的愤怒，他的演讲就不够深入人心，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好的专栏作家。”
这就是克鲁格曼，他会非常执著地攻击其他经济学家的论点，以致时常搞到令人下不了台的地步，这在他工作的普林斯顿大学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事实上，他的质疑与攻击经常最后被证明是错误或偏颇的，也常被其他的经济学家批评为“病态的攻击”。这次中国之行也不例外，他只遵循自己的标准，轮番不停地激怒一批又一批的人，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国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交大海外教育学院金融所所长金岩石(博客)、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EMBA教授、前伦敦市市长罗思义（John Ross）等。
不能说服自己就一定要纠缠到底，这种强烈的性格特征让每一场研讨会都变得富有戏剧色彩。尤其在当今的世界经济局面下，我们不是正需要这样激烈的争论和思想的碰撞吗？
交锋一：中国巨大贸易盈余是谁的错？
克鲁格曼：过去贸易盈余的国家是帮助其他的国家，因为它是向它们提供便宜的产品，但是在如今这个失业率攀升的世界，过去的原则再也没有道理了，盈余的国家成为麻烦制造者，而不是带给别人好处。
现在美国的态度是，如果你有很多的贸易盈余，就会使其他国家非常生气，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将来中国的盈余肯定会带来很大的贸易紧张，其他国家再也不能容忍中国有这么大的贸易盈余。
而且，中国这么大的贸易顺差不完全是比较优势造成的，跟中国的政策有直接关系。
王松奇：中国之所以有贸易盈余，还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因为中国的东西在世界市场看起来比较便宜，大家才会选择。我们的土地价格、劳动力价格，包括企业的环保这套都是低成本的，东西就是便宜。金融危机这么严重，我们一季度贸易出口只下降了27.9%，进口下降了30.9%，一季度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有623亿美元的顺差，所以顺差还是比较优势在起作用。
克鲁格曼：很多人不同意我的观点，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不过，比较优势决定了大概你是出口什么东西，但不决定你出口量是多少，而且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还处于相对比较贫穷的快速发展的阶段，却成为资源输出国，这是不多见的。中国增长快速，内部的需求也会很大，比如医疗体系还不健全，基础设施建设还不够完备，完全可以把钱用在国内，为什么一定要生产那么多产品输出到海外呢？
归根结底还是政策问题。中国的政策事实上利用了汇率市场的保护来循环它对外部世界的贸易剩余，把流入的私营资本通过外汇的控制输出，中国通常情况就是大量的贸易盈余，大量的资本流入和相当一部分的资本输出，这是中国的政策，这主要是由于人民币紧盯美元的政策导致的，这个规模很大，相当于，中国政府在国内大幅度地举债然后把钱借给国外，这是政策的结果，不是市场自然的结果。
张维迎(博客)：听了您的观点，我们不得不讨论一下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主要是由美国方面引起的还是中国方面引起的。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美国人花钱太多，因为美国信贷太松，钱太多，这样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非常旺盛，这才是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中国人本身不能印美元，美元一定是美国印出来的，中国借给美国的是美元而不是人民币。所以，贸易盈余产生的根本的原因是美国货币政策太松，由此导致中国不得不把钱再放在美国，就是把贸易盈余再放到美国。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美国方面对中国出口有很多限制，如果这些限制取消的话，我想中国从美国进口就会大大增加。
克鲁格曼：毫无疑问，美国支出是大大超过了正常的水平，就像很多人说过的，美国举债过多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房地产的泡沫，当所有的美国人都能依靠卖房子来赚钱，而钱却是从中国借来的时候，我们就能断言这种增长不可持续。我在2005年的时候在《纽约时报》上写过，美国的经济使得很多人活得不错，这样的事情必须有一个终结，尤其是依赖举债进行消费。
但是问题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谁给了钱，为什么美国能够花超过他们赚到的钱呢？主要是贸易盈余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资产，所以这不仅仅是美中之间的问题，还有其他的贸易盈余国家和贸易赤字国家。
在中美这种关系终结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关系的存在，美国已经不能再承受太大的消费，不能再成为一个举债消费的国家。中国也不能再期望依赖于美国进口中国的产品给中国创造更多的财富。
所以，这里面来来回回有很多次，这种不可持续的方法在美国和中国都存在，我们必须有一种机制，让中国创造更多的内需，不再是依赖于通过贸易顺差积累财富。美国也应该期望要增加储蓄率，来适应新的环境。
交锋二：美国是否有责任
拯救中国外汇储备？是否 应该改革国际货币体系？
夏斌：美元过度的发放对世界经济不平衡起了重大作用，在这一轮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国难道不应该负责任吗？
克鲁格曼：美元的角色是一个流动性很好的货币，但世界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货币体系。没有人要求你以美元方式建立你的外汇储备，还有欧元、日元可以选择，这些都是流动性很好的货币，使用范围非常广，而且它们的债券市场流动性也非常好。为什么中国不这么做呢？ 这要问中国储备银行的官员，这并不是美国人的决定，这是中国人的决定。
中国之前做了错误的判断，所以积累了这么大的外汇储备，我觉得有点欠考虑，现在已经看到了结果。当时积累美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美元会贬值呢，现在没有好办法了，肯定会有很大的资本亏损，美国人当然会还债，但是这些债务承诺是用美金还，如果美金和其他货币贬值的话也没有其他办法，这是之前的判断失误导致的。
中国政府应该要考虑在早些时候就把人民币进行升值，而不是盯紧美元让自己积累了那么多外汇储备。一个不那么富裕的发展中国家把这么多钱输出到国外，是不同寻常的，或者说是很奇怪的事情，很奇怪的政策。
夏斌：奇怪在哪？穷人得了脂肪肝，是谁造成的？美元是大家愿意用的，国际上没有一个法律规定大家必须要用，这一点没错，但是在世界经济不平衡的情况下，美元过度的发放起了很坏的作用。美国经济要走向正常的话，居民储蓄率必须上来，必须要到6%左右。美国经济要真正恢复起来，经常项目下的赤字必须占到美国GDP的1%到2%，经常项目下赤字意味着美国必须通过降低利率、扩大信用，进口大于出口，也就是用美元进口人家的东西。在一个以美元为主导的货币体系中，尽管没有法律规定，但客观是这样形成的。
中国的金融体系由于低效，通过投资积累的储蓄不能有效地用出去，从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来看，美国国债是我们买得最多也相对最安全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这个主要还是要靠改革我们的金融体系，靠我们的金融体系更有效率来解决，所以输出货币不是中国有意为之，而是不得已而为之，外汇储备不能光放着，必须得买，只能买美国国债。
所以，这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美国要负责任，全球货币体系要改革，要调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也需要改变美国在IMF中一股独大、一票否决的权利。难道不是这样吗？
克鲁格曼：IMF的结构治理确实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包括亚洲国家在内，在IMF的地位有待提高，IMF需要有更多发展中国家代表，这些要求体系进行改革的呼声反映了现实的需要。但是IMF改革和美元的角色作用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政治决定，与美元占世界统治地位没有关系，不能因为这个原因要求美国改变政策。美国很多地方是做得不对，但是美国没有责任拯救那些储备了太多外汇储备的国家，这么要求美国是不对的。
夏斌：既然这么说，我倒要问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没有能力偿还美国人的钱，美国就要求英国拿黄金储备来抵债。现在美国欠了中国那么多钱，美国又是怎么做的？我们知道，世界黄金储备24000多吨，而美国一个国家就有8000多吨黄金，美国为什么不在关键时刻卖一点黄金换点美元进来，却要不停地发债呢？该卖的关键性技术和专利都可以拿来卖，还有你们的其他资产和资源都可以卖给中国人抵债，为什么不卖呢？美国政府刚刚宣布2009年政府的财政赤字，高达创纪录的1.84万亿美元，美国人不是很缺钱么？
克鲁格曼：我们不需要钱，我们为什么卖黄金？除非有人希望拿到美元，两年之前，美国想为世界其他地区筹集资金，现在这个钱不是问题，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你认为美国要采取大规模的措施筹集资金？我不是特别明白。
交锋三：中国能否公平地
分享碳排放的权利
克鲁格曼：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近年来大幅上升，2006年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国家。我最后一个担心的问题也是很深层次的问题，是我们共享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新兴市场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对全球有显而易见的影响。
我们知道，美国1930年大萧条时期，受经济危机影响，需求量锐减，石油跌到20美元一桶，而现在我们遇到了比当时更严峻的经济危机，你可能认为商品价格会非常低，但实际油价在危机中仍是58美元一桶，还有食品价格等其他价格的大幅攀升，都是由于中国和其他全球经济增长的国家对资源需求带来的影响。
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对全球资源带来了压力，必须采取措施。美国不会轻易像过去那样让步，因为未来世界的中心问题就是资源和环境问题，一切问题到头来都要依赖于资源，它会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中心。我的余生也会就这些环境政策进一步进行讨论、谈判。
金岩石(博客)：克鲁格曼刚才说道，碳排量中国直逼美国。19世纪、20世纪美国、欧洲人都是这么玩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这么玩了，因为他们玩的时候生存空间很大，因为那时候有战争、有瘟疫，所以人口不断地被杀了，现在我们天天防猪流感、禽流感，人活这么长，又不打仗了，结果导致我们“后发优势”现在变成“后发劣势”。“后发优势”是因为我们可以接受前人的教训获得前人的技术，“后发劣势”是前人的教训不能学，前人的技术也不能用，因为现在这个空间不能像他们以前这么玩了。
那么请问，这个命题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就是这个世界容不下我们中国人了，还是说这个世界有很大空间，他们不喜欢中国人占更多的地方？
罗思义：刚才克鲁格曼教授的话，我也不赞成。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是碳的公平、民主，世界上每个公民都应该享用相同大小的碳排放权利，超过使用量的国家必须减少使用量。世界上可以讨论个合理的碳排放量进行平分，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块。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它们的碳排放应该下降，中国、印度这样人口很多的国家它们的碳排量应该根据人口排，这不是很容易完成，但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按人口平分碳排放量。
克鲁格曼：你或许会说，我们要求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像过去的发达国家发展的时候那样，这样对待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很不公平，但是问题 还在这里，整个世界的现实就是这样，如果中国照美国150年前的方式发展，肯定难以为继，根本不行。
我不是非常相信碳的民主，但是有一点是正确的，富裕的国家必须和新兴的经济体达成一个协议，新兴经济体也要减少碳排放，但是发达国家必须提供一些补偿机制。必须有一个叫做“全球的碳排放系统”的体系，富裕的国家应该帮助提供一些成本让那些新兴国家减排，不然就会更难。
由于外交、政治等等压力，中国会说所有的成本都应该由富裕国家承担，富裕国家会说中国应该自己承担责任。其实这个解决方案应该是在两者之间，应该有一个折中的方案。这是在外交以及有合作的人类历史上最难的问题了。
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我们必须要这么做，如果光是愤怒、生气是没有用的，我们要共同努力寻找一个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过多地坚持自己的看法。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R. Krugman)
生于1953 年，美国经济学家。
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人物，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分析解释了收入增长和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创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深刻而简洁优雅的模型，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他在《纽约时报》开始长期担任专栏作家。1994年他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言，使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如日中天。
目前担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咨询顾问，也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教授。
主要奖项：
1991年获克拉克经济学奖
200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主要著作：
《期望减少的年代》、《亚洲奇迹之谜》、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 、《流行国际主义》、 《国际经济学》、《大破解》、 《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等。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陈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