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企业家决策
一、问题的提出
知识经济，按国际经合组织（OCEO）1996年定义是“基于知识的经济（Knoweledge-Economy），知识经济时代来临是机遇也是挑战，挑战之一就是更多的经济决策更加复杂和动态，经济决策要靠专业阶层来做，人们对企业家的需求，实际上是对判断性决策的需求。
这种决策（这种决策的特点：逻辑上的多值、知识用量多、准确度高、把关严等）是对我们企业组织结构和企业经营者的决策能力的要求，实践中我们的企业决策水平极低，投资效果较差，表现为我们的企业经济效益和效率较低，对我国金融安全构成极大的威协，使我们的经济循环在微观层次上出现断裂，在对此现象的分析思路上存在两个误区：一是体制的因素被过分放大，掩盖了人的因素，特别是企业经营者；二是只强调科技的进步，而忽视管理的改进，如同在改革初期我们重文凭教育轻专业技艺，造成工业的仿真能力较低，造成我们经济发展要素的二元分离。
以分析经济增长著称的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认为：分析生产力要素贡献率，除资本和劳动贡献，还有资源配置、知识进展、规模经济等要素，丹尼森说的知识进展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它即包括技术的又包括管理的改进，所谓技术与管理是企业发展的两个驱动轮。
其中资源配置特别是人力资源配置的改革，对于解放生产力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总结20年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美国兰德公司的研究报告指出，人力资本是转制的决定因素。无论什么制度都是由人来实现，“理性预期理论”使我们对制度与人的“博弈”过程
有一个更加符合现实的认识，注意人与制度“博弈”的互动，“中国改革中最深远意义的变化是与经济体制中人力资产有关。人的素质最大程度地决定了改革的环境与改革的进程。”（胡鞍钢1998），我国社会的二元结构中，农村改革实现联产承包制，把生产资料与个人劳动相结合，农村改革基本上是成功的，而城市的改革如何实行符合经济规律的人力资源开发，特别是“企业家”这一个经济增长中的稀有资源，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和研究的。在知识经济体系中，人力资源被看成是最重要的资源。
二、企业家的定义
对于企业家的定义和描述可以分成四种：（1）制度经济学派的“技术结构阶层”；（2）熊彼特的“创新功能说”；（3）卡森的“企业家判断（Entrepreneurial judgement）说”；（4）我国实际生活中的企业家定义，是将经营者如厂长经理（Manager）当成企业家（Entrepreneur）；制度经济学派从“技术决定论”出发，认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决定社会权力转移和社会制度演进，在封建时代的最重要生产力要素是“土地”，在资本主义时代最重要生产力要素是“资本”，当储蓄超过投资时，资本的决定力下降，步入后资本主义时代（现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变成“专门知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形式”，理论知识成为社会核心，成为决策的依靠，这时权力也从资本家转向“技术阶层”，技术阶层是指科技人员、管理阶层。美国经济学家小阿尔佛雷德。钱得勒称这是“经理革命”；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研究从公元900至1700的西方经济史研究，提出制度的产生是源于交易成本的节约，企业制度的设计成为经济学界的焦点。同一时期，科斯的《企业的性质》使我们可以从产权决定角度研究企业和企业家，近年来我国国企改革目标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希望从产权关系下解决企业经营者的激励、约束、监督等问题；根据产权理论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产生委托代理关系，企业家的角色就是资产的代理人，
拥有企业法人财产所有权；“企业家”这个词16世纪出现在法语中，即指挥军事远征的人。18世纪法国人用这个词定义其它种类冒险活动的人。1755年，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博龙将企业家精神定义为“承担不确定性”；1815年，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一次将企业家列入经济发展的
要素之一，尽管萨伊忽略了资本形成的创造性和责任心—企业家精神重要的两翼。1942年“创新主义经济学之父”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中，使“企业家”这一独特的生产力要素成为最重要要素。熊比特指出，所谓创新就是企业家对新产品、新市场、新的生产方式、新组织的开拓以及新的原材料来源的控制调配，企业家被称为“创新的灵魂”。熊比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经济发展是动态的，是对现存的均衡状况的改变。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化这些被称为“生产扩张的外部因素”，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也就是说，创新是增长的灵魂，创新是公司成长迅速的原因。特别是在今天，传统的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进步，创新精神十足的小公司发展超过传统的大公司，美国小企业局的统计表明，新公司创造的新产品比大企业多250％。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认为，新公司每一美元研究与发展费用所获得的创新利润是大企业的4倍，新公司创新进入市场平均是2.2年，而大企业是3.1年。
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内核，创新，对传统生产力要素的重新组合，使企业家成为企业的催生婆或者是走出困境的领路人。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巨额亏损，福特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艾科卡走马上任，一举扭亏为盈，同样的企业同样的员工，仅仅是企业领导人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似乎在用实践说明企业家的真正价值。
卡森（Casson.Mark）对企业家和企业家职能的界定，卡森认为企业家的功能是企业家判断（Entreprenurial judgement），企业家就是专为稀缺资源协调做出判断的人，在企业家功能上，除肯定熊彼特的“创新功能”外，提出（1）套利功能，（2）创造市场的功能，企业家通过中介和内部化两种方式降低交易成本，改进交易制度，促使市场的形成。
反思中国企业主要是国企的改革历程，发现国企经营者的选择用过了委任、任命、承包等企业制度，均未有令人满意的效果。我国学者认为中国企业根本就是“企业家缺位”，经营者只是“国家的干部”；更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经营者选择机制的建立，实际上我们的经营者平均经营能力不会比总人口的平均能力高多少，我国国企亏损面达40％以上，除了其它因素外，经营者的选择不当是最大的问题，以国企的经营者为例，没有经营者的进出机制、淘汰机制，经营者队伍仍然维持在一种令人难以满意的水平。
在中国，“董事长不懂事”的尴尬事情常有发生，经营者的素质不如人意，以深圳国企为例—尽管深圳国企拥有全国国企第一的经济效益高、管理层知识结构高的双高特征，深圳市市长李子彬在一次公开讲话中道出深圳国企老总一串令人忧虑的数字：52％对主要经济指标只知大概或根本不清楚；15％了解香港同行前十名主要经济指标变化；47％不知道反倾销和倾销基本定义；49％对国际互联网一无所知……面对“海外兵团”和“私营兵团”的平等竞争，国企经营者的年龄
结构、知识结构不合理等弱点越发明显。深圳市市属33家企业，管理层平均年龄50岁以上占58％，未形成年龄梯次结构的有11家，李子彬市长忧虑：大企业集团领导层平均年龄已在55岁以上，10年间将有大批经营者到退休年龄。
在企业家知识结构上也存在严重的缺陷，李子彬认为这种缺陷可能会成为企业的致命伤，目前领导层中，管理类专业占0.6％，理工类占19％，文史哲类占0.5％，经济类占0.5％，其它类占53％，无专业的占12％……
所以，在我国习惯上把厂长经理称为“企业家”，“这样的称谓也表达了希望厂长经理们能够拥有更大的企业经营决策权，发挥更大的主动性和创新精神，所以，我们也不妨认同这一称谓。”（金碚：《当代中国的国有企业问题》1998）
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企业（或政府）失败，我们不应单纯从经营者是否正直上去寻找原因，而是应该检讨制约和选拔的程序和规则等制度层面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