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之于中小企业影响浅谈
力图惠及民生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已是箭在弦上。据相关权威人士透露,目前发改委正在就《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果真如此,则如某知名媒体5月底所言“一份从启动至今长达6年时间、已经6次易稿的《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有望出台。”变得愈加现实起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数据显示,内地基尼系数已激增至0.48,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据此,不少媒体疾呼:中国必须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说“不”;而粗粗列数下来,笔者也深感变革势在必行:
暴富与赤贫——分配失衡挑战容忍底线3800万元的超级豪华跑车在北京车展首日即被神秘买家收入囊中;数百万元的名表和珠宝销量节节走高;LV、GUCCI等品牌店里人头攒动……一边是出手阔绰的富人群体和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市场的名号,一边却是2009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攀升至0.48,这意味着各占10%的最高收入人群和最低收人群之收入差距,已经高达20多倍。
偏离正常曲线——收入分配差距之巨中国最低工资是人均GDP的25%,人均工资的21%,世界平均值为分别为58%、50%;中国公务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世界平均值为2倍;中国国企高管工资是最低工资的98倍,世界平均值为5倍;中国行业工资差高达3000%,世界平均值为70%.
极度失衡——行业、地区、群体之间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聪明才智和勤奋劳动与收入无关,大家都在“抢身份”和“抢行业”;电力、电信、石油、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等身份,就等于高收入、高福利、高阶层。
正是基于上述因素以及相类似因素,4月《求是》杂志上刊载温家宝总理《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文章,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5月《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领域,中国将提出调整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标、重点和措施;希望能够推进竞争性行业一线员工工资在5年内实现倍增,并有可能把这一方案写入‘十二五’规划。“
针对《意见》所谓“竞争性行业一线员工”,笔者在此特别指出,该群体正是目前广受关注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中长期拿最低工资标准的产业工人。那么,国家的政策与中小企,尤其是这些企业中的低收入群体,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变革根本:用人观念之变
相对于社会的收入分配制度,中小企业的收入分配制度也是其中的组成成员之一,国家收分配制度将通过企业等环节的配合才得以落实,不同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将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承担着不同的责任。
概括而言,国家以宏观的角度来看待分配制度,以政策的手段来调控经济杠杆,企业则以微观的角度来看待分配制度,以发展及适应市场大环境为前提,来调控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国家的收入分配制度对中小企业发展现状,更重要的并非是那些立杆见影的影响,而主要是长期的作用,即用人理念的根本转变,而非短期薪酬上的升、降。
目前,中国很多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行业地位低、劳动强度大、企业规模偏小等现实情况,企业员工90%以上都是一线的基层员工,除了技术等级较高的高级技术型员工外,其他技术等(续致信网上一页内容)级较低的基层员工的薪资都在最低社会工资线以下。因此,以收入分配制度上调最低社会工资线为例,该举措无疑将使这类基层员工的收入直接上涨,影响非常直接。对于企业而言,以规模有限的汽修、汽配企业来讲,其影响也将是巨大的,首先将直接导致中小企业用工成本再次增加。所以从某种角度而言,这一政策事实是再一次加快了中国低成本用工时代结束的进程。
事实上,如果继续压低劳动力成本,意味着全球制造业所产生的污染会继续往中国集中;同时原材料和终端产品“两头在外”的世界工厂模式,仍无法改变。这样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持久,对中国的环境和资源破坏就越深,长远的角度上也对中国企业的产业发展越为不利。
但与此同时,企业利润与劳动力成本一直以来是劳资双方的矛盾焦点,企业不可能自觉自愿地提高基层员工的收入,基层员工也没有能力仅凭自身力量来与企业讨价还价,于是才需要政府直接干预,一则通过政策上调最低社会工资线;二则,通过集体议价让普通工人与企业管理层达成一致,提高自身收入水平。
而相比直接导致工资成本的上升,变革所导致的用工观念变革,会具有更为根本和长期的效果。特别是中小企业,必须彻底转变基层员工“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种盲目、滥用的用工现状,以及无限度压缩用工成本为已达到利润点的自残模式,逐步向科学用工、人性化用工转变。
工资上涨是柄“双刃剑”
针对于“最低工资标准5年倍增的建言”,曾有人评论这不过是“政府请客,企业买单”。原因是大家认为,“最低工资标准5年倍增”政府给出的是时间和数据而非具体的措施,真正得以实现的途径还是企业自掏腰包上调基层员工的薪资。
事实上,面临激励的市场竞争,垄断以外的中小型企业正面临微利时代的挑战。这类企业的低工资,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操作简单、机械化作业岗位价值决定的,换言之,是由于基层员工为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有限因此薪酬不高。特别是基层员工在企业员工总量中占有着很大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企业,一旦要落实 “最低工资标准5年倍增”的收入分配政策,一部分基层员工确实是受益人群,而企业如果不上调最低工资无疑将增加招聘难度。此种情况下,如果企业的能力具备,以机械化、自动化代替人工的转型升级,必将成为首选,而目前城镇化进程还有待加快,服务业等第三产业还不够发达,吸纳就业的能力相比就业人群的总量,还不够强大,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必然是就业更加成为社会难题,稳定也无疑受到严峻挑战。
仍然以汽修、汽配企业为例,首先,工资“5年倍增”计划对于很多企业是一个难以完成的任务。本来薪酬便一直是其劳、资双方利益争夺的焦点,最低工资线的提高除了可能导致市场薪酬水涨船高,以及原本就十分困难的基层员工招聘更加举步为艰。因为利润空间本来就十分有限,基层员工人数众多的汽修、汽配企业对基层员工的用工成本更加敏感,在利润不变的情况下,被迫大量精减用工、缩小规模。
改革“阵痛”难免
目前,只有那些原始工资水平长期徘徊于最低工资标准上下,或者近几年一直没有涨过工资的企业,才跟进了涨薪的政策。然而,通过提高最低工资从而实现企业各层次员工工资水平整体上升的现象,目前仍属少见。
而由于前期对人力资源市场的不重视及过度使用,中国的很多企业要还清清欠几十年的人力资源债,对于规模、实力有限的中小企业来说是一场艰难的决择。收入分配制度中再次提高最低工资低线,更是给中小型企业用人观念与机制的根本转变打了一针催生针。所有具备一定专业技能的基层员工,也逐步完成由黑领向转蓝领的转变。在中小企业用工观念与战略上转变的同时,其原有的收入分配比例也必将随之而改变,基层员工将不再是从前的简单的效益工资,将根据其自身的技术等级领取含带着技术含量的薪资。
当然,基层员工的用工成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依然是中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难题,但随着技术、科技、品牌、管理等综合竞争力的提升,也将得到逐步的解决,合理用工、高性价比用工将成为中小企业未来用工的趋势,低成本用工时代必将不再。应该说,对于中小企业来讲,国家政策的规定是一项硬指标,市场大环境、发展的大趋势将最终推动企业收入分配的变革。原来低用工成本的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转而是向管理要效益,以及以技术、科技、品牌等综合竞争力最终赢得市场的一席之地。“收入分配方案”之于国家是惠及民生,之于企业则是一个风向标,之于现今社会的大环境更是势在必行。